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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剧场内的多角反馈(1 / 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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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体心理体验是一种总体性效果,它由许多反馈关系组合而成。现在,我们就来具体地看一看剧场内外的各种反馈关系。

在剧场内,第一组反馈关系出现在演员和观众之间。

对这个反馈说得最有趣的莫过于英国演员劳伦斯·奥利弗了。他说演员在台上可以嗅到观众席里的一股“气味”。有一次他在伦敦皇家宫廷剧院演出,刚登上舞台,他与另一位演员禁不住同时说了一句:“闻闻,这气味可真不错!”他还回忆过使自己名播遐迩的那次莎士比亚剧作的演出:第一场演出后信心不足,第二场是日场,“这场演出我毫无准备,可是当时的气氛有点不寻常,就像有句俗话所说的,有一股成功的芬芳气息”。他甚至说,这气味是那样真切,就像走近蚝肉馆所能闻到的一样。于是,他说:“我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——一种完全的自信。”

演员需要观众的反应,这似乎没有异议。但是,演员究竟需要观众什么样的反应呢?

如果掌声和欢呼仅仅来自对一些巧妙辞令或表演绝招的赞扬,而不是对一个完整艺术过程的报偿,他们宁肯不要。如果剧场中平静无波,而这种平静正恰与舞台节奏相称,他们也会认为是获得了完满的反应。简言之,一个真正的表演艺术家要求于观众席的,是出自观众自觉的心理过程的反应。演员的职责,就是去激发观众的这种自觉心理过程。因此,观众对演出的最佳反应,不应是热烈而零碎的,而应该是合理而连贯的;不应是突然而偶发的,而应该是可以预期和把握的。

中国现代著名演员石挥在演《秋海棠》时,有一段戏的处理曾获取过这种最佳反应,连京剧大师梅兰芳、程砚秋前往观看时也曾为之垂泪。该剧最后一幕,曾是著名旦角演员的秋海棠历尽沧桑,已沦落为一个翻翻跟斗的“龙套”。恰有一个花旦女演员哼《苏三起解》走了调,秋海棠就上前指点。这一指点,使得台上的角色、台下的观众,都立即想起了秋海棠的前史,因为《苏三起解》正代表着他的艺术黄金时代。这位今天穿着“武行”服装的落魄者,由于一个偶然的触机而打开了记忆的闸门,观众记忆的闸门也同时随之而打开。也就是说,一个小小的戏剧手段,把角色和观众同时领到一个自觉的心理过程中去了。

过程需要时间,扮演秋海棠的石挥便在台上哼着《苏三起解》,音调凄婉,神情凝重,让角色,更是让观众在“不堪回首”的心理过程中徘徊一些时间,渐渐深入。他哼唱的是这样四句:

酒逢知己千杯少,

话不投机半句多,

远远望见太原城,

玉堂春此去九死一生!

苏三的悲凉自抒恰与秋海棠的遭遇吻合。但是,演员用不着多向观众示意,他已从苏三转入秋海棠自身,观众也绝不会误解成他还在指点唱腔。石挥用程派唱腔来唱这几句,全场观众寂静无声,一任自己的心理过程顺着演员的指引而前行。待唱到最后一句,秋海棠再也没有力量唱完“九死一生”这四个字了,石挥表演至此,哽咽而泣,观众也无不泫然泪下。一个自觉的心理过程就这样完成了。不难看出,观众席里的全场泪花,是从花旦女演员走调的时候就开始积贮的,而观众在流泪前的长时间屏息,也应看成这个最佳反应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石挥的本领,不在于以声、泣相伴的台词技巧激起了观众片刻的情绪波澜,而在于收纵有度地开启和把握了观众的自觉心理过程。

观众的自觉心理过程一旦调动起来,剧场中就出现了一系列奇迹。貌似松懈的戏会突然产生紧张的旋律,即便是静场,也会展现出丰富的内容。京剧《打渔杀家》中老英雄肖恩为复仇别女渡江,叮嘱后事,女儿哭泣,肖恩叱女,似乎缓慢而琐细,但是由于观众已经明白这些话语是何种行动之果,又是何种行动之因,就很自然地把它们置放到一种紧张期待的心理过程中去了,整个剧场出现了沉重的气压。川剧《打红台》中老流氓肖方以漫不经心地欣赏江水的姿态踢女子下水,一切行动、话语都慢吞吞的,但是由于观众从开戏不久就已进入了对他越剖视越憎恶的心理过程,剧场里的情绪可想而知。

观众对审美对象的“填补”,应该是一种主动的积极行动。心理学认为:只有设法使人们的被动心理状态转化为主动心理状态,他们才会有饱满的情绪,发挥出极大的积极性。

19世纪初的欧洲剧场

在观众和演员的这一对反馈关系中,一般说来,凡是想让演员多交付一点给观众的地方,在艺术表现上可称之为“实”;凡是想让观众多发挥一点主动而演员稍稍作出让位的地方,在艺术表现上可称之为“虚”。因此,“虚实相间”,也就是观众的审美心理和演员的创作心理之间你进我退、互相弥补的搭配关系。没有“实”,观众的自觉心理过程引发不起来,引发起来后也不能切实地纳入一定的轨道,因而也就无所谓“虚”;但是,如果没有“虚”,只有“实”,观众完全处于被动状态,审美心理过程被创作过程吞噬了,看戏成了一种疲倦而乏味的接收。

成功的演员,总是迅捷地叩发观众的自觉心理过程,并以切实的内容使这一过程不要流散外逸;同时,处处创造一些足以容纳观众主动性的空间,使他们的心理过程能完满地行进并结束。如果不考虑到观众的自觉心理过程,那么天才演员的演出看起来很可能比低水平的演员更缺少“完整性”。一个平庸的演员有可能在空无一人的剧场中把戏演一遍,因为他还只能依样画葫芦地重复,而“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天才的演员,能够在空空荡荡的剧场里灵感充沛地进行创造”。由于观众的审美心理过程一旦被引发出来就具有自觉性和延续性,因此,它既可辅佐创作的完成,也可极大地干扰和损害创作。如果演员的表演失去了观众的信赖,那么观众的这种不信赖也会呈现为一种心理过程。一般的情况是,演员的失度引起观众的不满,而观众的不满又进一步反射回舞台,构成一种恶性循环式的消极反馈。演员在舞台上产生了差错,常常要比作家写文章时写错几行更加危险,原因就在于这种恶性循环式的消极反馈。

阿·波波夫

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形象地以观众的咳嗽声说明这种可悲的情景。他说,对演员来说,最感到害怕、最使他泄气的是观众厅里的咳嗽声。但显然观众的咳嗽声也由舞台上的演出“调度”着:在精彩的演出片断中很少听到观众厅里的咳嗽声,而一旦演出转入枯燥无味,咳嗽声则像传染一般陆续四起。麻烦的是,演员一听到咳嗽声就泄气,而一泄气,咳嗽声又会传来……这真是一种可怕的反馈。观众的破坏性反应有时也不完全是演出本身引起的,如果观众在人生观念上不同意剧本中的内容,也会作出这种反应。阿·波波夫说:“观众到来时,他将以他自己的态度,以他自己的合作式的参与,肯定这台戏或是把它破坏。”

布莱希特

以上所说的演员与观众间的反馈关系,都凭借着戏剧情境和角色的中介。这种情况,到了布莱希特那里就不同了。演员与角色不是融而为一,而是两相并立,与观众发生反馈关系,这便是布莱希特演剧方法的特点之一。在这种情况下,演员不必一直躲在角色和情境的背后悄悄地感应,而可以不时地独立出来与观众发生直接勾连。因此,演员和观众都能更主动地保持自身的独立性。对于观众,布莱希特指出,“在这里观众必须具有充分的自由”;而对于演员,他又指出,“我们眼前将出现一个善于把我们的或者他的思想留给我们的演员”。

如果表演一个抢劫事件,由体验派演员来演,他们要惟妙惟肖地化身为抢劫者和被抢劫者,制造一个幻境,让观众看到这一事件的逼真再现。观众对抢劫者愤恨,对被害者同情,又为事件的进程而紧张,演员则隐身于角色和情境的背后来感受观众的这种种反应,并借此来调节自己的表演。如果用布莱希特的方法来演就会大不一样,演员只是这一抢劫事件的目睹者,现在正在叙述给一群后来的围观者听。布莱希特把这种消消停停的戏剧称为“叙述体戏剧”,颇为确切。在这种叙述的气氛中,演员给予观众的是他对事件和有关角色的理解和想象,而观众的反应当然也不会仅仅是愤恨和同情了,更多的是思考:抢劫事件的人性依据是什么?人类能完全阻止这类事件吗?常人遇到这样的事件该取什么态度?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布莱希特又把自己的戏剧称为“教育戏剧”。总之,在布莱希特的戏剧演出中,演员和观众的反馈,以理解和思考作为主要内容。

莫里哀

演员与观众暂时摆脱幻觉、幻境而直接沟通的事实,不仅仅在布莱希特的演剧方法中存在。莫里哀在《吝啬鬼》中写到阿巴贡丢了钱箱而发狂的时候,让这个吝啬鬼突然“发现”了观众席,并冲着观众嚷嚷开了:

这儿聚了许多人!我随便看谁一眼,谁就可疑,全像偷我钱的贼。哎!他们在那边谈什么?谈那偷我钱的贼?楼上什么声音响?他会不会在上头?行行好,有谁知道他的下落,求谁告诉我。他有没有藏在你们当中?他们全看着我,人人在笑。你看吧,我被偷盗的事,他们一定也有份。

这就把全体观众一下都拉进了戏里,而观众席一旦成了舞台的延伸区,原先舞台上制造的幻觉和幻境也就暂时打破了。其时,阿巴贡作为一个角色还是完整的,但他直接与观众对话起来,隐在角色背后的演员需要对观众的反应作出反射,而观众的反应也就显得更加重要。这样,观众对于演员的反馈也就呈现为直线短程。多次扮演过阿巴贡的中国演员李家耀曾说,当他询问观众钱箱的下落时,观众的反应会是各种各样的,他也就根据不同的反应把戏演下去。有时,观众对询问的回答是一片笑声,李家耀立即说:“你们还笑!”有时,个别观众会调皮地答一句:“不告诉你!”李家耀就说:“你们不告诉我,我也知道!”更多的情况是观众席里一片寂静,没有回答,李家耀便气鼓鼓地骂道:“原来你们是哑巴!”有一次,一个观众根据剧情回答角色的询问:“钱箱是你家里人偷的。”李家耀就厉声反驳:“不,你骗人!我看准是你偷的!”为了使这种反馈关系达到新的高度,李家耀演这段戏的时候还直接来到观众席里,把甬道当作街道,把观众当作看热闹的人,他乱窜乱找,不断地根据身边观众的反应作出各种即兴表演。观众看到的,是一个发了疯的吝啬鬼角色,但在剧场中进行着灵敏而快速的心理递接的,则是演员和观众。

川剧演员薛艳秋演潘金莲引诱武松不成,垂头丧气地闭门退场,突然又回身直奔台口,探询四周:“龟儿子,你是不是在骂我?”这与阿巴贡直问观众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只不过,薛艳秋展现的是一个妇人的私情和隐忧,把难于呈现的心理活动形象化了,而阿巴贡的发疯举动倒是很可能会在那个情境中产生的。因此,同样是演员与观众的直接连接,薛艳秋的这声发问,匠心更深了一层。演员预计并感受着观众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憎恶,她需要以潘金莲的身份对这些无形的信息作出反应,一句发问,既揭示了角色的内心,又使观众情绪获得宣泄。

另有一种演员与观众直接接通的方式,不仅暂时摆脱了戏剧情境,而且也暂时摆脱了角色,演员突然让观众明白这是在演戏。京剧《连升店》中穷秀才连升三级,势利的店主百般逢迎,一步一揖地相送,秀才问:“你要送我到哪里去?”店主答:“我这是送你到后台去。”在这种情况下,观众大多会爆发出笑声,笑演员说了大实话。这种笑声,严格说来,是观众从迷醉中获得自我归复的清醒剂,也为演员从假面中获得自我归复创造了条件。接下去,演员与观众可能仍然会凭借着角色进行交流,但在这里断开一条互相直视的豁口大有好处。观众可以从剧情中解脱出来,冷静而超逸地理解这种场面所包含的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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